编者按：近日，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原副议长、交通部原部长翁诗杰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强调，西方中等强国纷纷转向与中国恢复贸易关系，标志着一种从对美国盲目顺从迈向更大战略自主的转变。
今年初以来，一众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集体试图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动荡局势中寻求经济的可预测性。这一局面为中国即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省深圳市主办的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创造了良好氛围。
在“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年度主题下，中国明确了以开放、创新与合作为核心的优先事项。对于今年的APEC峰会而言，在当前地缘经济分裂加剧、关税引发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这些目标尤其显得雄心勃勃。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APEC依然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制度平台之一。该组织于1989年成立，最初是一个非约束性论坛，管理应对亚太地区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APEC经济体约占全球GDP总额的61%、全球贸易总额的46%，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地缘政治竞争激烈，APEC作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机制，其存在的功能性是毋庸置疑的。
2026年正值“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提出20周年，因此，APEC可借此时机重申其对构建“开放且可预测的区域贸易框架”的承诺，并以“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前沿技术合作、确保公平分享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技术红利”等作为该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数字标准的相互操作性仍然是关键的结构性挑战。美国拒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数字标准，这种顽固态度不利于全球数字治理。“数字分裂”因大国竞争而进一步加剧。西方集体高调宣扬的技术“脱钩”与“去风险化”使全球数字标准的二元分化愈发严重。
与此同时，在“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下，美国要求其盟友无原则地服从自己的做法，似乎已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司空见惯。美国的保护主义行径，不但牺牲了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而且反复成为大家心照不宣却不愿面对的“房间里的大象”——使得全球秩序与其亲手参与构建的二战后秩序日益脱节。近期，美国对盟友和对手均无差别地使用“关税武器化”，已引发了强烈反弹，促使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许多中等强国盟友重新评估战略结盟和经济多样化。
加拿大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加拿大总理卡尼直言不讳地指出，现行世界秩序正处于“断裂”，并呼吁“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秉持诚实态度，摒弃长期以来在“美利坚治下”的虚伪与顺从。他主张通过贸易伙伴关系多元化来追求更稳定、可预测的经济秩序。这在整个西方引发了共鸣，西方中等强国纷纷转向与中国恢复贸易关系。这标志着一种从盲目顺从迈向更大战略自主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础是利益，而非站队——旨在实现务实的经济多元化，而不是在美国政府经济外交政策日益多变的背景下，进行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
与此同时，“唐罗主义”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美洲地区——所谓“唐罗主义”，就是“唐纳德·特朗普”与主张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的“门罗主义”的组合。在“美国优先”战略的指引下，美国的这种政策取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所面对的阻力。
同样的，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若想在APEC框架内或以其他方式在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等APEC的美洲经济体拓展经济合作，也很可能会被美国视为对其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同为APEC成员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审议前夕，被迫对外提出与美国限制性贸易议程契合的要求，其本身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尽管在美国的推动下，保护主义关税仍在不断侵蚀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但APEC仍然依循“2040年布城愿景”的规划来锚定未来14年的发展方向。这愿景憧憬构建一个开放、活跃、韧性、和平的亚太地区，以促进所有人民及子孙后代的繁荣。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构建亚太共同体既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仅是一种地缘政治的虚构框架，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并已取得了切实的进展。APEC内部平均关税水平从1989年的约17%降至2022年的4%，叠加区域贸易流动和跨境投资的大幅增长，使2026年峰会主题所强调的“共同繁荣”显得更为真实可信。
今年的APEC峰会预计将盘点“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这项计划于2021年批准，是为落实“2040年布城愿景”而制定的核心战略文件，自2022年起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性框架。对中国这个以卓越组织能力著称、有着成功举办多项重大国际活动经验的东道主而言，此次峰会的意义不止于又一个重要的外交里程碑。
与以往会议侧重宣言斟字酌句不尽相同的是，APEC“中国年”更在乎的是这会是一场硕果累累的会议。从本质上讲，此次峰会是对东道主软实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尤其考验其如何在战略互信日益减弱、监管分歧日益扩大、经济碎片化日趋严重的环境中，协调竞争态势与合作需求。
这也为东道国提供了一个巩固其作为多边主义旗手角色的契机，并让中国在全球经济转折点上，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推广“共生全球化”，为世界贡献一个可行、创新且包容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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